施茂枝：今天我们应向语文教育家学什么

01

扎根课堂的育人初心

老一代全国小学语文教育家成长的舞台是日常平凡的课堂，而非人为或外力搭建的平台；其成名主要凭借杰出的教育教学业绩——对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深远影响，而非个人超群的才华或某种外在因素的推动；其声名的传播大都经历从墙内到墙外的过程，而非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日常平凡的课堂上取得骄人的业绩，离不开教书育人的初心。这初心就是对事业的无比赤诚，对莘莘学子的仁爱之心，对教育教学的高度责任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情怀。

有了这初心，才能真正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使命，把爱心洒向每一位学生。杜威说，教育即生长，而这“生长”主要是学生的发展，学生发展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霍懋征先生曾说，爱孩子是她的天性，对孩子充满爱心是成功的教育的一个关键所在。贾志敏先生说：“爱事业、爱学生是教师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原动力。”华东师范大学杜殿坤教授评价李吉林先生时说，她整个身心都在儿童身上，热切关怀儿童的成长，潜心和痴迷研究教学完全出于一种爱心，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丁有宽先生提出这样的主张：面向全体，偏爱差生，教书育人。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并总结出全标、全员、全程、全力的“四全”教育经验。“全标”是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全员”是使全体学生获得发展，“全程”是在每个环节上都要为学生发展负责，“全力”是调动一切资源促进学生发展。于永正先生也在他的《把自己“种”在教室里》一文中说：“我不看重参赛课得没得第一，论文获没获奖，看重的是平时工作是否出色，教的学生是否健康、活泼、幸福地成长。”

有了这初心，教师才会为学生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在琐碎的日常教育教学中，勤勤恳恳，持之以恒，无私奉献。于永正先生上习作课，听课教师称赞多数学生作文写得好，还惊叹他们的字规规矩矩，能入楷书之体；标点规规矩矩，很少漏点或错点；还有行款及修改符号，也都规规矩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于先生打开一位学生的习作，听课教师发现，第一篇所有的字一律向左歪，最后两篇的字写得端正、秀丽。怎么做到？于先生要求他每天仿影50个字，临帖50个字，每个星期于先生都要亲自检查一次，坚持三个多月。于先生又拿出另一位学生的习作，打开前几篇，听课教师发现，内容不同但都是三大自然段。翻到最后一篇，近500字的文章共分了8个自然段，层次清清楚楚。又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步，于先生叫这位学生认真读书，看书上怎样分节分段，并以《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为例作了讲解。第二步，从一二年级语文教材中找出20篇短小精悍而层次清晰的课文让他抄，要求一律用稿纸按格式抄，分节分段，直到他自己的习作分层到位为止。

有了这初心，教师才会努力掌握过硬的教书育人本领，从敬业走向精业，有所作为——其标志是切实让学生获得良好发展。斯霞先生教了一辈子的书，就备了一辈子的课。她说：“备课要常备常新。”“文革”结束后，斯霞先生重回学校，那时她年近古稀，但同事们经常看见她拿着书在操场转悠，边走边备课。支玉恒先生担任体育教师20年后改教语文，他的成功就是追求精业的结果。他说：“初教语文时，语文教师的三大基本功读、写、说，可以说样样都不行。”“我这个人有一个怪脾气——不论干什么，不想让人家挑出毛病，不想让别人笑话。于是，一狠心，练！汉语拼音一点不懂，找本校低年级的郭兰芝老师学，一连补了三个晚课，攻下来了。写字写不好，练毛笔字！一连三四年，备课、改作业、批作文、写总结、写论文，包括写检查，只要写字，一律毛笔小楷。朗读读不好，借来录音机，读了录，录了听，听了改，改了再读再录再听。每篇课文都要折腾三五遍。文化底子薄，不懂教学理论，买书、看书、做笔记、写心得，一直坚持到现在。”支玉恒先生有一大摞听课笔记，命名为“叠翠”“积玉”“传芳”“览胜”等。他改教语文的前7年，带7个毕业班，6个班考全市第一，1个班考全市第二。受限于时代，当初考查学生学业成绩的手段比较单一，以当下的评价理念观之，考试成绩的确不能完全说明学生的成长。但数十年后，支玉恒先生教过的小学生还经常聚会，为自己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感到无比自豪，为在支先生精心哺育下获得的成长而感到无比幸福。来自学生的评价可说是优秀语文教师的确证。

02

突破常规的创新精神

语文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课程，独立设科不过百余年，而教学又是高度复杂的劳动，我们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认识始终处在动态变化和不断深化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小学语文一直处于改革中，创新是每个时代共同的要求。“坚持创新导向”就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重要的修订原则。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了解几十种专业的工作人员，但是没有比教师更富有求知精神、不满足现状、更充满创造思想的人——这是我深信不疑的。”老一代名师堪称其所处时代创新的领头羊，其实践堪称改革的风向标。

他们不囿常规，想前人、他人所未想，不因循守旧，勇于开辟前人、他人没有走过的路。丁有宽先生的读写结合、“五步训练”，李吉林先生的情境教学法，于永正先生的“重感悟、重积累、重迁移、重情趣、重习惯”，贾志敏先生的素描作文等，为语文教学开创了新路，已成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宝贵财富。

统编教材设置“语文要素”可以看到丁有宽先生“五步训练”的影子。于永正先生的“五重”教法完全符合新世纪以来三部语文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

贾志敏先生的素描作文，引导学生观察某种静物、景物或场面，再把观察所得写成片段或文章。素描作文即观察作文，长期未入主流教材，如今的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从三年级开始多次编排观察习作，这与贾先生开创性实践的推动有关。

李吉林先生从传统美学的“意境”学说中得到启发，创造情境教学法：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表演体会情境、语言描绘情境、游戏活跃情境。如今，情境教学法早已走进广大教师的日常课堂，使我国小学语文教学面貌焕然一新，也与2022年版新课标提倡的“创设学习情境”具有一定的交集。

支玉恒先生提出过一系列前瞻性的教学主张，其中有些观点甚至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于《小学语文教学》的《反思“带着问题读”》《“带着问题读”的再反思》《“问答式”必须改革》引起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各种期刊发表辩论文章数十篇，历时一年多。他还进行了大量具有探索性和导向性的实践，创造了众多新颖的教法，引发广大教师的效仿或借鉴。

1989年，在满堂问、满堂灌充斥课堂的背景下，支先生执教《第一场雪》，以读为主，读中感悟，让久违的传统语文教育中的“读”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复活，从此以后，琅琅书声重现于小学语文课堂。他引领学生概括段意并板书，竟然形成一首让人眼前一亮的短诗：“天气骤冷数日间，山村静夜雪弥天。晶莹世界人欢笑，更喜丰收在来年。”他对朗读有独到的理解，引导学生根据不同情境或不同体验，运用不同技巧朗读同一句话：

这种教法有开先河的意义，不少青年名师纷纷借鉴。支先生在执教《太阳》时，有选择地让学生将自己从课文中获得的对太阳的了解概括成要点并板书，将板书作为重要资源训练学生有序表达。这一做法打破了板书由教师包揽的传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训练了学生的思维力和表达力。

如今，新一轮语文课改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力度前所未有，面对众多新变化，我们亟须像前辈名师那样，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探索实践，畏葸不前、因循旧例，或穿新鞋走老路，课改就会被断送。

03

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

老一代全国小学语文教育家鼎力创新，动力来自其初心，与此相关，他们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科学理性，实事求是。

一方面，他们致力于探寻语文教学规律，包括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语文能力发展规律，并努力让教学遵循或合乎规律；另一方面，他们脚踏实地，注重教学实效，关切学生实际成长，据实总结经验，并进一步深入认识规律，升华教学理论。

贾志敏先生说过，“要从实际出发，求得满意结果。不弄虚作假，不摆花架子，求真、求实、讲究实效。”他认为，语文是一门学科，而语文教学则是一门科学，科学本质上就是求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往往表现为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有学校开展集中识字实验，即基本字带字或归类识字，将具有共同形旁或声旁的一串字集中起来学习。最初设想是，小学前三年集中识字，过了识字关，后三年大量阅读；后来改为集中识一批字后阅读若干课文，识字与阅读穿插。基本字带字的确合乎汉字构字规律，因此赢得最高教育研究机构有关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轰动全国。

斯霞先生虽为基层一线教师，却有不同看法，她于1962年6月在《人民教育》发表《漫谈识字教学》一文，主张随文分散识字。其依据是，这符合儿童认识事物的规律，更有利于发展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如今我们对科学识字已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六十多年前，身为基层一线教师的斯霞先生有此见识，超越当下的很多人，包括所谓的专家，其理性思辨精神尤为可嘉。

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更表现为立论重视证据，关注事实，用事实说话，不坐想当然，不坐而论道，更不百般伪饰和浮夸。斯霞先生敢于发表不同于权威的看法，底气就来自她正在进行的分散识字实验，实验成效支撑了她的观点。

袁先生也参加了集中识字推广会，但不愿轻信和盲从他人做法，而是自己亲自实验验证。她的做法是，先相对集中识字，即让学生掌握汉语拼音、偏旁部首和独体字，然后随文分散识字，通过多种途径阅读，进一步扩大识字量。一个学年后，学生平均识字量达到1200多字，同时阅读了35首诗歌、30篇短文和20~30本课外读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提倡加强“双基”、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袁先生想弄清智力和成绩的关系，就组织几位教师做实验，样本是二年级学生。他们先做智力测验，将测验结果与语文考试成绩对照后发现：二者并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当年语文考试偏向基础知识；同一年级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不相同，思维力、观察力、想象力发展不平衡。她还发现，要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必须发展学生的“观察与思维能力”，并将这些发现带到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

1978年，贾志敏先生包班做教学实验，要求学生每天动笔练写，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生活。两年后，他从中悟出，语文学习必须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留给孩子，教师必须精讲，学生要多练。

当下，罔顾事实，罔顾实效，盲从他人，凡此种种比较普遍。如近年来在各级名师培养中，“我的教学主张”如雨后春笋，其中不少是未经实证的产物，在“我”的本校都无法推行或行而无效，但不妨碍其四处自我推销。

2015年10月17到18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等单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2017年1月1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4所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部）长以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等32家教育期刊主编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发表《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形成这样的共识：“基于事实和证据”，“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科学的数据，得出科学的结论，接受科学的检验”的实证研究“是教育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转折点”。

老一辈小学语文名师数十年前就敢于质疑，还能进行“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放在科学理性总体不足的环境中考察，其精神弥足珍贵。

04

高位整体的课程思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层面指导中小学教学的纲领性文件都是教学大纲，二十一世纪之初以课程标准取而代之，标志着自上而下大规模课程改革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和学科教育从课堂走向课程，从教学思维走向课程思维。拥有课程思维，才能站在高处，系统和整体地思考课程价值、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让人感佩的是，数十年前，当人们还沉浸于教学思维时，老一代小语名师中就有人运用课程思维重构课程，并取得具体成果，产生广泛的影响。

于永正先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言语交际表达训练”实验，这里的“言语交际”包括书面语交际和口语交际。15年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将教学大纲中的“听话·说话”改为“口语交际”，单看实验名称就显示其前瞻性。其做法是，设计61项言语表达任务，其中书面表达（即书面语交际）任务27项，分为生动表达和实用表达两大类，写包括想象在内的生动表达的习作、写说明书、写各种应用文等；口语交际任务34项，如转述通知、招待客人、采访、口头汇报、说服家长、打电话、当解说员等。

于先生还根据任务难易，将其合理分配到各年级。这些任务有“三性”：

丁有宽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课改。他一度被打成“右派”而离开学校，但始终不忘使命，1974年他重回课堂，继续课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丁先生的课改成果“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法”轰动全国，他个人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获国家审定通过，并与世界各国交流。其主要做法是：对小学阶段的语文知识点和语文能力点进行系统梳理，最终确定了800个题目，并对其先后次序进行通盘谋划，合理分配到每一册教材、每一个单元和每一篇课文中。“本着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多层次的系统训练和整体中有部分，从部分到整体，多角度训练的原则设计。”

如《第一次跳伞》安排的能力点是：①学习怎么按事情的经过，抓住重点写具体；②写自己的“第一次”，模仿《第一次跳伞》的写法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列提纲，再有重点地写下来。每个题目就是完整知识链和能力链上的一环，从而实现知识学习和语文能力训练的有序化，这是典型的课程思维的结果。当下的小学语文统编教科书也有相似做法，但把能力点称为“语文要素”。丁先生设计的知识点和能力点与“语文要素”有很大不同，但二者的思维方式却如出一辙。

如今的中小学语文课程由国家设计，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科书三个文献的出台标志着课程设计的完成。基层教师无需参与国家课程的设计，但这不意味着不需要课程思维。

拥有课程思维，才能站高望远；深刻理解课程，也才能更好地实施课程：制定教学目标，方能方向明确；调动教学资源，方能得心应手；使用统一教材，方能灵活机动；运用教学策略，方能精准适配；进行学业评价，方能有的放矢。高位和宏观的课程设计与低位和微观的课程实施存在较大空间，实施过程还应因地制宜、因生制宜，拥有课程思维，才能有效填充空间和合理应变。

如今，大单元教学被称为“微型课程计划”，离开课程思维，设计和实施大单元教学寸步难行；单篇教学，应该瞻前顾后，同样需要课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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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而教”的角色定位

教与学或师与生关系向来是教学论的核心和热点问题，但一直歧见纷呈，相比之下，陶行知先生“为学而教”的理念为多数一线教师所知晓和接受。

遗憾的是，知行脱节或言行不一，教与学或师与生关系被严重扭曲，一直都是常态：或者将课堂作为教师的主场或秀场，学被彻底边缘化；或者学习没有真实地发生，其地位虚假化；或者放弃教的职责，学的地位泡沫化。原因有三：

老一代名师对“为学而教”则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行为，知行统一，取得教学实效。贾志敏先生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组织学生、帮助学生学习语言的辅导者。主次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课堂的空间与学习的时间，理应由学生多占多得，不可以本末倒置，这是毋庸置疑的。”于永正先生认为，教学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学生是主人；教会，或者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会”，才是我们的目的；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

为学而教，教师的角色是“导师”。没有师生角色的精准定位，就不可能有学习的真实发生。而“导师”的职责，主要在于发现学生学习起点与目标的距离，制造“认知冲突”，引发心理矛盾，指点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评点解决问题的结果，课堂上必须采用一切有效手段让学生投入学习，自知、自会、自能，最后从学习起点达至学习目标。

请看支玉恒先生是如何当好“导师”，为“学”而“教”的：

今天向小语名师前辈学习，不是要完全照搬其教学的一招一式。他们成熟、成名时的实践距今长则六十多年，短则二十多年，时过境迁，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式都需要推陈出新。但他们扎根课堂的育人初心、突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高位整体的课程思维、为学而教的角色定位，足以启迪我们在当下和未来的课改中站得更高，走得更稳，行得更远。这是一座宝贵的精神富矿，值得我们不断开掘继承和发扬光大。